者。殷鉴不远，覆辙具存，告往而果能知来，则泯泯葬梦之中国，其或可转祸为福，不致如五季五十余年之忧乱也钦！

    哎两晋通俗演义序分云：

    不有内证，即有 外 侮，甚 矣 哉，有史以来未有若两晋祸乱之烈也！夫内政失修，则内证必起；内让起，则外侮即乘之而入。木朽虫生，墙够蚁入，自古皆然，晋特其较著耳。鄙人愧非论史才，但据历代之事实，编为演义，自南北朝以迄民国，不下十数册，大旨在即古证今，惩恶劝善，而于《两晋演义》之着手，则于内让、外侮之所由始，尤三致意焉。盖今日之大患，不在外而在内，内让迭起而未艾，吾恐五胡十六国之祸，不特两晋为然，而两晋即今日之前车也。天下宁有蚌鹤相争而不授渔人以利乎?若夫辫忠奸、别贞淫、抉明昧、核是非，则为书中应有之余义，非敢谓上附作者之林，亦聊以寓劝戒之意云尔。

    《清史通俗演义序》云：

    择其关系最大 者 编 为 通 俗 演 义，至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，尤再三致意，悬为炯戒，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，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。

    其他几部演义的序，也体现了同样的精神。可以看出：作者以史为鉴、古为今用的写作意图，表现得十分突出。而通读《中国历朝通俗演义》，便可验

    证他的这种写作意图，是贯彻始终的。

    蔡东落的写作宗旨决定了他的写作 体 例。罗 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在吸取陈寿《三国志》和裴松之注及范哗《后汉书》史料的同时，还吸取了民间艺人几百年“说三分”的艺术积累（如《三国志平话》），并运用了艺术虚构和夸张，对于三国历史来说，“七实三虚”，是一部故事性极强、又塑造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的文学名著。而蔡东藩的写作宗旨使他不能走罗贯中的创作道路。他在《后汉通俗演义序》中说：

    若罗氏所著之《三 国 志 演 义》，则 脍 炙人口，加以二三通人之评定，而价值益增。然与陈寿《三国志》相勘证，则粉饰者十居五六。寿虽晋臣，

    于蜀魏事不无曲笔，但谓其穿凿失真，则必无此弊。罗氏第巧为烘染，悦人耳目，而不知以伪乱真，愈传愈讹，其误人亦不少也。

    在《后汉通俗演义》写三国历史的部分，便经常与罗贯中抬 杠。而 他自己在历史取材和语言表述方面的原则，则是：

    事必纪实，语不求深，合正稗为一 贯，傅雅俗之相宜。

    ——《后汉通俗演义序》

    以正史为经，务求确凿；以轶闻为纬，不尚虚诬。

    ——《唐史通俗演义序》

    取其易知易解，一目了然，无艰僻渊深之虑。几经搜讨，几经 考证，巨政固期核实，琐录亦必求真。

    ——《清史通俗演义序》

    鄙人之撰历史演义也有年矣，每书一出，辄受阅者欢迎，得毋以辞 从浅近，迹异虚诬，就令草草不工，而于通俗之本旨，固尚不相悖者软！

    ——《南北史通俗演义序》

    若夫燕词NP说，不列正史，其有可旁证者，则概存之；其无可旁证而太涉荒唐者，则务从略，或下断语以明之。文不尚虚，语惟从俗。

    ——《明史通俗演义序》

    他反复强调两点：一、以“正史”为主，兼采稗史、轶闻，而出于稗 史、轶闻者须有旁证，对史料“几经考证”，“务求确凿”；二、语言力求浅近、通俗，“易知易解”。这两点，都是从普及历史知识、提供历史借鉴，有助于“通俗教育”的角度考虑的。

    《中国历朝通俗演义》的 体 例 还有一点值得一提。《水浒》有金圣叹的批语，《三国演义》有毛宗岗的批语，而蔡东藩则自批自注。批注有夹批夹注和总批，涉及许多方面：一、对有关的虚诞说法加以批驳，如《明史通俗演义》第 11 回写朱元璋**攻陈友谅舟师而无东北风，铁冠道人说：“真人出世，鬼神效灵。”周颠说：“今日黄昏便有东北风。”夹批云：“此系测算所知，莫视他能呼风唤雨。”二、对于某些史料的运用注明出处和异同，如《宋史通俗演义》第33回写到朱寿昌弃官寻母时，夹注云：“《宋史 寿昌本传》谓刘氏方娠即出，寿昌生数岁还家。但王傅《东都事略》、苏轼《志林》，皆云寿昌三岁出母，今从之。”三、对于古代的某些官制、法制、地理、器物、名号乃至方言但语，加以通俗的解释，如《前汉通俗演义》第 82 回写霍光出葬时“用辐辕车载灵枢”，夹注云：“辐掠车为天子丧车，车中有窗，闭则温，开则凉，故名辐辕车。”

    四、对所写某些人物或褒或贬，如《明史通俗演义》第3回写马氏多次向朱元璋进谏，夹批云：“好马氏，好贤妇，我愿范金事之。”如《民国通俗演义》第75回总批云：“袁氏一生之目的，莫过于为帝，而袁氏一生之大误，亦莫甚于为帝。小言之，则有背盟之咎；大言之，则有叛国之愈。”五、对自己的构思、布局、笔法、见解等自夸自赞，如《前汉通俗演义》第1回痛斥秦始皇为“绝对专制”，而称